《TED中文》文字稿:当网络暴力发生在你身上|Jon Ro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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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刚出不久时,像是个供大家一洗雪耻的地方。人们会坦白一些羞于启齿的秘密,其他人就会搭腔说,“天啊,我跟你一模一样。”没地方发言的人意识到自己有话语权了,而且自己的话还力量十足又深得人心。如果哪份报纸发表了种族歧视或恐同的言论,我们就知道可以采取行动了。我们能把他们揪出来,我们可以炮轰他们,用他们觉得陌生而我们得心应手的武器,叫“社交媒体羞辱法”,广告商就会撤回广告。遇到有权有势的人滥用特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给揪出来。简直就像司法的民主化,阶层差异被推平了,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了。

那之后不久,一位名叫乔纳·雷尔的知名科学作家,做了件丢人的事,他被抓到抄袭和窜改引用资料。他跟我说他充满羞愧与懊悔,而他有机会,在一个基金午餐会上公开道歉。这将会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发言,或许这会为他带来一些救赎。出席之前他已经知道,该基金会将会线上直播他的讲话,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到了会场之后才发现现场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推特荧幕,就挨他的脑袋旁边,另一个电脑荧幕则在他眼前。我不认为大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邪恶,我认为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我认为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推特的美好纯真迎面撞上了现实的日益残酷。

以下几条是当时在现场出现的推文,当时他正准备道歉:

“乔纳·雷尔想通过让我们无聊来乞求我们的原谅。”

“乔纳·雷尔仍未证明自己有羞耻心。”

写下面这条的人一定是史上最高明的精神科医生,远远看一眼讲台后的小小身影就能进行诊断 :“乔纳·雷尔是个彻头彻尾的心理变态。”

这最后一个词的用法是很典型的。因为我们想在毁灭别人的同时,让自己感觉不到痛苦,所以要先剥除这个人的人性。想象一下,如果这是在法庭里,被告还在乞求第二次机会,陪审员已经先声夺人,“好无聊啊!你个心理变态!”

我们看律政剧的时候,总倾向于那个心地善良的辩方大律师,可一旦拥有了权力,我们就变成爱判死刑的“法官”了。一开始,我们把乔纳给揪出来,因为他滥用特权;当乔纳已经倒下了,我们还上去补两脚,以为自己英雄了得,沾沾自喜。当找不到一个滥用职权的人可攻击时,我们开始感到寂寞空虚。哪天无人可辱,就觉得这一天可真是无聊难捱啊。

这里给各位说个故事,一位名叫贾丝婷·萨科的女士的故事。她住纽约,从事公关工作,推特账号上有170位粉丝,不时会发些尖酸的段子,比如这条是她从纽约去伦敦途中在飞机上发的:“当吸到体臭味时的内心独白——怪异德国男,你搭的可是头等舱啊。都2014年了,也不搽点除臭剂。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制药厂!”之后贾丝婷对自己笑了笑,按了发送键,没得到任何回应,顿感一阵悲哀。我们也一样,在网上说了个笑话,没人搭理,我们也悲哀。网上无人回应,简直是人间悲剧。

抵达希思罗机场后,她还有点空闲时间要打发,离下班飞机起飞还有段时间,她又编了一个尖酸小段子:“去非洲路上,希望到时不会染上艾滋病。说个笑呵,俺可是白人哦!”她又自己笑了笑,按了发送键,上了飞机,也没得到回应,关上手机,睡觉去了。11个小时后醒来,打开手机,飞机还在跑道上滑行,她就收到一条短信,来自一个她中学毕业后就没见过的人,短信说:"对于你经历的这一切,我真替你难过。”还有一个短信来自她最要好的朋友:“马上给我打电话,你成了推特全球第一的热门话题。”

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她的那170个粉丝当中有一人将这条推文转发给了一个记者,后者又转发给自己的 15,000名粉丝,转发语是“现送上:IAC 公关一姐的假期段子”。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几周之后我联系了那个记者,我写电子邮件问他当时感觉如何,他说:“真是痛快之极啊。”接着他说:“我敢保证她没事。”

但她怎么可能没事。在她睡着的时候,推特掌控了她的生活,并让其分崩离析。首先下手的是那些慈善家:“如果@贾丝婷·萨科的不慎之言使你不安,来和我一起支持非洲的援助工作吧。” 以及“读了那篇恶心的种族论推文,我今天就捐款给这个组织,详情请点击链接。”继而是更可怕的:“无语。极度种族主义,来自贾丝婷·萨科的混蛋贴。我简直惊呆了。”

在座的有那天晚上上推特的吗?你们的推特也像我的那样被贾丝婷的段子刷屏了吗?我是被刷屏了,当时就和大家想的一样,就是:“哇塞,有人捅了马蜂窝啦!有人要倒大霉了!”然后我在床上坐起来,抓起枕头搁脑袋后面,开始琢磨。我真不确定这段子真的有种族主义倾向,也许她并不是在洋洋得意地显摆自己,只是在嘲讽这种显摆而已。喜剧里都有这样的传统,比如《南方公园》或者科尔伯特还有兰迪·纽曼,也许贾丝婷·萨科的罪过在于嘲讽得不如兰迪·纽曼高明吧。事实呢,两周后我和贾丝婷在一酒吧碰了头,她人已完全崩溃,我让她对那个段子做个解释,她说:“生活在美国就像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似的,不知道第三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在嘲笑那个气泡。”

那晚在推特上的还有《新政治家》杂志的作家海伦·刘易斯,当晚她也发了条推文:“我不敢肯定她的笑话是藏有种族主义用心的。”马上她就收到一大堆回帖,说:“呵,那你跟她一样也是个养尊处优的母狗了。”就这样,碍于羞愧,她就闭了嘴,静静看着贾丝婷的生活被瓦解了。

事情愈发糟糕:“大家都快来举报她啊 @贾丝婷·萨科”。接着就有人开始说该把她炒了,全球成千上万的人将把贾丝婷炒鱿鱼视为己任。商家也跑来凑热闹,希望能趁机兜售产品:“下一次你登机前要发个无脑帖的话,务必先购买我们的机舱内无线网!”

不少公司在那天晚上赚了一大笔。贾丝婷的名字平时被谷歌的次数是每月40次,那个月她的名字被谷歌了122万次。一位网络经济学家告诉我,那意味着谷歌赚了约120,000到468,000美元,全有赖于贾丝婷的毁灭。而我们这些喷子连一个子儿都没拿到,我们就好像是谷歌的免薪实习生似的。

接下来喷子上场了。比如:“我确实有点希望贾丝汀得爱滋病”,另一个人评论: “应该找个艾滋阳性的去强奸那母狗,我们就能知道她的肤色是不是能保护她不染艾滋了。”说这话的人仿佛有了一张特许通行证,没人追究他的话,我们都是如此兴高采烈地要摧毁贾丝汀,顾不上摧毁一些把贾丝汀摧毁得太过分的人。

贾丝汀在那晚确实团结了许许多多全然不同的团体 ——从做慈善的,到叫喊“强奸那母狗”的都有,还有 [@贾丝婷·萨科 我愿你被炒鱿鱼!你这疯癫的母狗...... 向全世界宣告你在非洲的时候将不戴套就做吧。”

这类事件中女性遭受的侮辱总比男性更糟糕。男性在遭受公开羞辱时,通常是:“我要搞到你被炒鱿鱼为止。”当女性被公开羞辱是,通常是:“我要搞到你被炒鱿鱼、被强奸、割掉你的子宫。”

然后贾丝汀的雇主也淌进这浑水中了,“IAC 就@贾丝婷·萨科发表推文:该帖出言不逊,令人发指。涉事雇员目前在飞机上,暂时联络不上。”就这样,愤怒变成了兴奋:

“我最想要的圣诞礼物就是看到@贾丝婷·萨科的航班降落后,查看邮箱或留言时发现被炒鱿鱼了!”

“哇噻,当@贾丝婷·萨科的航班降落后,她将迎来最痛苦的开手机时刻。”

“大伙可以齐齐目睹@贾丝婷·萨科这母狗被炒啦。现场直播。她自己还蒙在鼓里就被炒鱿鱼了。”

这无疑成了一段精彩的大转折:世人皆知,唯贾丝婷毫不知情。还有比这个更不公正的事情吗?贾丝婷当时在飞机上睡着,没机会为自己解释,而这恰恰是这场闹剧的一大原因。那天晚上,大家在推特上面就像小屁孩爬着去够玩具枪似的。有人查到她的航班号,就把航班号链接到一个航班跟踪网站上面。

“英国航空43次航班,准点 —— 1小时34分后到达。”

马上,“#贾丝婷到达没有?”这一标签开始在全球走红:

“围观某人的自我毁灭 真是叫人兴奋, 尤其是当事人还毫不知情 #贾丝婷到达没有?”

“说实话,我本来想回家睡觉的,但是酒吧里人人都在讨论#贾丝婷到达没有?没法不听,没法走开。”

“#贾丝婷到达没有?可真是我在周五晚的最佳节目。”

“在开普敦真的没有人去机场发推报道她的到达吗?加把劲儿,推特!俺想看图呢!”

不用猜,也真的有图片。“@贾丝婷·萨科 确实已经抵达开普敦国际机场。她选了副墨镜 来做掩护。”

如果各位想知道当一个人发现因自己随便开的一个玩笑而被千刀万剐是种什么体验,读读这些推文就明白了。而且下手的不是网络流氓,就是像你我一样的好人。

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的呢?依我之见,有的人确实是因为被冒犯了,但更多的人是因为推特本是个互相恭维的工具。我们只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在周围出现,我们互相恭维,感觉好极了;遇到意见不一的,我们就轰走他们。知道这种行为与什么对立吗?与民主对立。我们想对非洲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表达关怀我,们太过急于表现自己的同情心,结果却导致了如此缺乏同情心的举动。像梅根·奥吉布林在《波士顿评论》上写到:"这根本不是社会正义,这是一种宣泄。”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走遍世界,走访多位和贾丝婷·萨科有一样遭遇的人。说实话,这样的人还真不少,每天都有更多这样的遭遇发生。我们都倾向于相信他们没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深受伤害,他们说自己感到抑郁,焦虑、失眠,甚至想过自杀。其中一位女士,也是因为开了个玩笑,最后悲剧收场,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足足一年半。之前她的职业是帮助有学习障碍的成年人,并且是个相当称职的人。

毫无疑问,贾丝婷把工作丢了,因为这是社交媒体上的民意。但更糟的是,她逐渐迷失了自己,有时她半夜醒来,竟然不记得自己是谁。人们把她揪出来,是因为她肆无忌惮秀优越。这比起其他的原因大概好很多吧,从前我们把人揪出来是因为未婚先孕。但“秀优越”一词已经成了一张通行证,用来打压任何一个我们想打压的人。这词已变得毫无价值,让我们失去同情的能力,失去区分严重过错和无心之失的能力。

贾丝婷的推特粉丝只有170名,因此,想让大家点赞,得给她编个精彩的故事。有传言说她是矿业大亨德斯蒙德·萨科的女儿。“别让#贾丝婷·萨科给耍了,她老爸是矿业的亿万富翁。她不会后悔她,老爸也不会。”我也以为贾丝婷真是富家女,直到我在酒吧同她见面,问她富翁爸爸的事儿,她说:“我爸是卖地毯的。”

我回想起推特刚上线的时候,那时人们还会随意爆一些自己的丑事,其他人就会说,“天哪,我跟你一样!”现在呢,人人都在抓别人的丑事。你本来生活无忧无虑,但若在推文中说错了只言片语,一切就都完了,人们恨不得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也许这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相信人性高于意识形态,一种人相信意识形态高于人性。我属于前者,但眼下,后者正占据上风。这些人正在搭建一个舞台,不停上演一出大戏,戏里的人不是威猛英雄,就是猥琐坏人,即使大家都明白其实人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现实是 我们既聪明又愚蠢,真实的现实是我们都处于灰色地带。社交媒体的好处是它能为无处发声的人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而现在呢,我们搞出了个间谍社会,要想生存就得噤若寒蝉。

让我们改变这种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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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剛出不久時,像是個供大家一洗雪恥的地方。人們會坦白一些羞於啓齒的秘密,其他人就會搭腔說,「天啊,我跟你一模一樣。」沒地方發言的人意識到自己有話語權了,而且自己的話還力量十足又深得人心。如果哪份報紙發表了種族歧視或恐同的言論,我們就知道可以採取行動了。我們能把他們揪出來,我們可以炮轟他們,用他們覺得陌生而我們得心應手的武器,叫「社交媒體羞辱法」,廣告商就會撤回廣告。遇到有權有勢的人濫用特權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把他們給揪出來。簡直就像司法的民主化,階層差異被推平了,很多事情我們都可以做得更好了。

那之後不久,一位名叫喬納·雷爾的知名科學作家,做了件丟人的事,他被抓到抄襲和竄改引用資料。他跟我說他充滿羞愧與懊悔,而他有機會,在一個基金午餐會上公開道歉。這將會是他這輩子最重要的發言,或許這會為他帶來一些救贖。出席之前他已經知道,該基金會將會線上直播他的講話,但他沒有料到的是,到了會場之後才發現現場竪起了一個巨大的推特螢幕,就挨他的腦袋旁邊,另一個電腦螢幕則在他眼前。我不認為大會這麼做是因為他們邪惡,我認為他們還搞不清楚狀況。我認為那是一個特別的時刻,推特的美好純真迎面撞上了現實的日益殘酷。

以下幾條是當時在現場出現的推文,當時他正準備道歉:

「喬納·雷爾想通過讓我們無聊來乞求我們的原諒。」

「喬納·雷爾仍未證明自己有羞恥心。」

寫下面這條的人一定是史上最高明的精神科醫生,遠遠看一眼講台後的小小身影就能進行診斷 :「喬納·雷爾是個徹頭徹尾的心理變態。」

這最後一個詞的用法是很典型的。因為我們想在毀滅別人的同時,讓自己感覺不到痛苦,所以要先剝除這個人的人性。想象一下,如果這是在法庭里,被告還在乞求第二次機會,陪審員已經先聲奪人,「好無聊啊!你個心理變態!」

我們看律政劇的時候,總傾向於那個心地善良的辯方大律師,可一旦擁有了權力,我們就變成愛判死刑的「法官」了。一開始,我們把喬納給揪出來,因為他濫用特權;當喬納已經倒下了,我們還上去補兩腳,以為自己英雄了得,沾沾自喜。當找不到一個濫用職權的人可攻擊時,我們開始感到寂寞空虛。哪天無人可辱,就覺得這一天可真是無聊難捱啊。

這裡給各位說個故事,一位名叫賈絲婷·薩科的女士的故事。她住紐約,從事公關工作,推特賬號上有170位粉絲,不時會發些尖酸的段子,比如這條是她從紐約去倫敦途中在飛機上發的:「當吸到體臭味時的內心獨白——怪異德國男,你搭的可是頭等艙啊。都2014年了,也不搽點除臭劑。感謝上帝給了我們制藥廠!」之後賈絲婷對自己笑了笑,按了發送鍵,沒得到任何回應,頓感一陣悲哀。我們也一樣,在網上說了個笑話,沒人搭理,我們也悲哀。網上無人回應,簡直是人間悲劇。

抵達希思羅機場後,她還有點空閒時間要打發,離下班飛機起飛還有段時間,她又編了一個尖酸小段子:「去非洲路上,希望到時不會染上艾滋病。說個笑呵,俺可是白人哦!」她又自己笑了笑,按了發送鍵,上了飛機,也沒得到回應,關上手機,睡覺去了。11個小時後醒來,打開手機,飛機還在跑道上滑行,她就收到一條短信,來自一個她中學畢業後就沒見過的人,短信說:"對於你經歷的這一切,我真替你難過。」還有一個短信來自她最要好的朋友:「馬上給我打電話,你成了推特全球第一的熱門話題。」

發生了什麼事呢?就是她的那170個粉絲當中有一人將這條推文轉發給了一個記者,後者又轉發給自己的 15,000名粉絲,轉發語是「現送上:IAC 公關一姐的假期段子」。接下來就一髮不可收拾了。幾周之後我聯繫了那個記者,我寫電子郵件問他當時感覺如何,他說:「真是痛快之極啊。」接著他說:「我敢保證她沒事。」

但她怎麼可能沒事。在她睡著的時候,推特掌控了她的生活,並讓其分崩離析。首先下手的是那些慈善家:「如果@賈絲婷·薩科的不慎之言使你不安,來和我一起支持非洲的援助工作吧。」 以及「讀了那篇惡心的種族論推文,我今天就捐款給這個組織,詳情請點擊鏈接。」繼而是更可怕的:「無語。極度種族主義,來自賈絲婷·薩科的混蛋貼。我簡直驚呆了。」

在座的有那天晚上上推特的嗎?你們的推特也像我的那樣被賈絲婷的段子刷屏了嗎?我是被刷屏了,當時就和大家想的一樣,就是:「哇塞,有人捅了馬蜂窩啦!有人要倒大霉了!」然後我在床上坐起來,抓起枕頭擱腦袋後面,開始琢磨。我真不確定這段子真的有種族主義傾向,也許她並不是在洋洋得意地顯擺自己,只是在嘲諷這種顯擺而已。喜劇里都有這樣的傳統,比如《南方公園》或者科爾伯特還有蘭迪·紐曼,也許賈絲婷·薩科的罪過在於嘲諷得不如蘭迪·紐曼高明吧。事實呢,兩周後我和賈絲婷在一酒吧碰了頭,她人已完全崩潰,我讓她對那個段子做個解釋,她說:「生活在美國就像生活在一個氣泡里似的,不知道第三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我是在嘲笑那個氣泡。」

那晚在推特上的還有《新政治家》雜誌的作家海倫·劉易斯,當晚她也發了條推文:「我不敢肯定她的笑話是藏有種族主義用心的。」馬上她就收到一大堆回帖,說:「呵,那你跟她一樣也是個養尊處優的母狗了。」就這樣,礙於羞愧,她就閉了嘴,靜靜看著賈絲婷的生活被瓦解了。

事情愈發糟糕:「大家都快來舉報她啊 @賈絲婷·薩科」。接著就有人開始說該把她炒了,全球成千上萬的人將把賈絲婷炒魷魚視為己任。商家也跑來湊熱鬧,希望能趁機兜售產品:「下一次你登機前要發個無腦帖的話,務必先購買我們的機艙內無線網!」

不少公司在那天晚上賺了一大筆。賈絲婷的名字平時被谷歌的次數是每月40次,那個月她的名字被谷歌了122萬次。一位網絡經濟學家告訴我,那意味著谷歌賺了約120,000到468,000美元,全有賴於賈絲婷的毀滅。而我們這些噴子連一個子兒都沒拿到,我們就好像是谷歌的免薪實習生似的。

接下來噴子上場了。比如:「我確實有點希望賈絲汀得愛滋病」,另一個人評論: 「應該找個艾滋陽性的去強姦那母狗,我們就能知道她的膚色是不是能保護她不染艾滋了。」說這話的人彷彿有了一張特許通行證,沒人追究他的話,我們都是如此興高采烈地要摧毀賈絲汀,顧不上摧毀一些把賈絲汀摧毀得太過分的人。

賈絲汀在那晚確實團結了許許多多全然不同的團體 ——從做慈善的,到叫喊「強姦那母狗」的都有,還有 [@賈絲婷·薩科 我願你被炒魷魚!你這瘋癲的母狗...... 向全世界宣告你在非洲的時候將不戴套就做吧。」

這類事件中女性遭受的侮辱總比男性更糟糕。男性在遭受公開羞辱時,通常是:「我要搞到你被炒魷魚為止。」當女性被公開羞辱是,通常是:「我要搞到你被炒魷魚、被強姦、割掉你的子宮。」

然後賈絲汀的雇主也淌進這渾水中了,「IAC 就@賈絲婷·薩科發表推文:該帖出言不遜,令人發指。涉事僱員目前在飛機上,暫時聯絡不上。」就這樣,憤怒變成了興奮:

「我最想要的聖誕禮物就是看到@賈絲婷·薩科的航班降落後,查看郵箱或留言時發現被炒魷魚了!」

「哇噻,當@賈絲婷·薩科的航班降落後,她將迎來最痛苦的開手機時刻。」

「大伙可以齊齊目睹@賈絲婷·薩科這母狗被炒啦。現場直播。她自己還蒙在鼓裡就被炒魷魚了。」

這無疑成了一段精彩的大轉折:世人皆知,唯賈絲婷毫不知情。還有比這個更不公正的事情嗎?賈絲婷當時在飛機上睡著,沒機會為自己解釋,而這恰恰是這場鬧劇的一大原因。那天晚上,大家在推特上面就像小屁孩爬著去夠玩具槍似的。有人查到她的航班號,就把航班號鏈接到一個航班跟蹤網站上面。

「英國航空43次航班,准點 —— 1小時34分後到達。」

馬上,「#賈絲婷到達沒有?」這一標籤開始在全球走紅:

「圍觀某人的自我毀滅 真是叫人興奮, 尤其是當事人還毫不知情 #賈絲婷到達沒有?」

「說實話,我本來想回家睡覺的,但是酒吧里人人都在討論#賈絲婷到達沒有?沒法不聽,沒法走開。」

「#賈絲婷到達沒有?可真是我在週五晚的最佳節目。」

「在開普敦真的沒有人去機場發推報道她的到達嗎?加把勁兒,推特!俺想看圖呢!」

不用猜,也真的有圖片。「@賈絲婷·薩科 確實已經抵達開普敦國際機場。她選了副墨鏡 來做掩護。」

如果各位想知道當一個人發現因自己隨便開的一個玩笑而被千刀萬剮是種什麼體驗,讀讀這些推文就明白了。而且下手的不是網絡流氓,就是像你我一樣的好人。

我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行為的呢?依我之見,有的人確實是因為被冒犯了,但更多的人是因為推特本是個互相恭維的工具。我們只允許志同道合的人在周圍出現,我們互相恭維,感覺好極了;遇到意見不一的,我們就轟走他們。知道這種行為與什麼對立嗎?與民主對立。我們想對非洲瀕臨死亡的艾滋病人表達關懷我,們太過急於表現自己的同情心,結果卻導致了如此缺乏同情心的舉動。像梅根·奧吉布林在《波士頓評論》上寫到:"這根本不是社會正義,這是一種宣洩。」

在過去的三年里,我走遍世界,走訪多位和賈絲婷·薩科有一樣遭遇的人。說實話,這樣的人還真不少,每天都有更多這樣的遭遇發生。我們都傾向於相信他們沒事,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每一個人都深受傷害,他們說自己感到抑鬱,焦慮、失眠,甚至想過自殺。其中一位女士,也是因為開了個玩笑,最後悲劇收場,她把自己關在家裡足足一年半。之前她的職業是幫助有學習障礙的成年人,並且是個相當稱職的人。

毫無疑問,賈絲婷把工作丟了,因為這是社交媒體上的民意。但更糟的是,她逐漸迷失了自己,有時她半夜醒來,竟然不記得自己是誰。人們把她揪出來,是因為她肆無忌憚秀優越。這比起其他的原因大概好很多吧,從前我們把人揪出來是因為未婚先孕。但「秀優越」一詞已經成了一張通行證,用來打壓任何一個我們想打壓的人。這詞已變得毫無價值,讓我們失去同情的能力,失去區分嚴重過錯和無心之失的能力。

賈絲婷的推特粉絲只有170名,因此,想讓大家點贊,得給她編個精彩的故事。有傳言說她是礦業大亨德斯蒙德·薩科的女兒。「別讓#賈絲婷·薩科給耍了,她老爸是礦業的億萬富翁。她不會後悔她,老爸也不會。」我也以為賈絲婷真是富家女,直到我在酒吧同她見面,問她富翁爸爸的事兒,她說:「我爸是賣地毯的。」

我回想起推特剛上線的時候,那時人們還會隨意爆一些自己的醜事,其他人就會說,「天哪,我跟你一樣!」現在呢,人人都在抓別人的醜事。你本來生活無憂無慮,但若在推文中說錯了只言片語,一切就都完了,人們恨不得將你打入十八層地獄。

也許這世界有兩種人:一種人相信人性高於意識形態,一種人相信意識形態高於人性。我屬於前者,但眼下,後者正佔據上風。這些人正在搭建一個舞台,不停上演一出大戲,戲里的人不是威猛英雄,就是猥瑣壞人,即使大家都明白其實人不是這樣的。真實的現實是 我們既聰明又愚蠢,真實的現實是我們都處於灰色地帶。社交媒體的好處是它能為無處發聲的人提供一個發言的平台,而現在呢,我們搞出了個間諜社會,要想生存就得噤若寒蟬。

讓我們改變這種局面吧。